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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侦探公司对现代文化的影响
首先是生产者亦即侦探小说的译者与作者。如吴趼人、周桂笙等都是传统文人，在传统文化体制中，他们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步入官场以实现自身的价值，但到了1905年，清政府被迫宣布一系列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的改革举措，废除了科举制度。
这些旧式文人只好另辟蹊径，到租界与通商口岸城市谋生，在"下海"中，发现写作亦是谋生的一种手段。此"谋生手段"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稿费制度的产生，1902年11月，梁启超创办《新小说》杂志，提前半月在《新民丛报》上刊登征文启事，首次对小说创作的稿酬标准做了明确标示。自此后，各类文艺刊物纷纷在征文中标明小说稿酬标准。
小说稿酬制度的确立，使小说家和翻译家获取了极大的经济利益。有了可观的稿酬，在中国租界与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很快形成一批"专业小说作家"，商品意识迅速介入作家创作。小说作为一种物化形态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，并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小说思潮--创作出现了"商品化"倾向。深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小说，抓住这一有利时机，在中国小说市场找到了发展平台。其次是流通者也即传播媒介。
20世纪初，西方传媒的迅猛发展对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影响甚巨。在西方传媒的示范下，各种报刊、杂志纷纷涌现。辛亥革命后，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。"到1921年全国已有报刊1104种"。②在这些报纸杂志中，大多是刊登政治、教育、经济等内容的专门刊物，其中也刊登一些小说以招徕读者